Dennis J. Snower
邓尼斯·J·斯诺瓦,全球解决方案倡议组织总裁,柏林赫尔蒂行政学院教授,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研究员。
在上月于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全世界都成为了输家。而其中最大的败笔则是一个几乎被所有参会者忽略了的问题,那就是由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安排所构成的现行气候变化应对体系其实并不适用于我们订立的各项全球目标。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阐明这个体系的失败之处:假设有一场野火正在逼近你所居住的社区,而应对这一危机需要动员各类消防和应急服务以及企业和当地居民出手协助保护财产。但这几路人马并不合作:一些市民提着桶水来到现场,一些企业捐赠了灭火器,还有一些当地人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疏散令。与此同时,当地的政治家们在市政厅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向各方征集了好些不一定非要履行的承诺——这一大堆承诺至少使你的社区还存留有度过难关的希望。
这就是我们当前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处境,而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体系并不是为了实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中关于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准以上1.5摄氏度的目标。就算《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中的各项承诺能够兑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世界气温依然会在本世纪末上升2.5至2.7℃,而这个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的经济被设计成实现GDP最大化的机器,我们的企业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我们的政治家一心追求选民支持最大化,我们的社会被消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环保主义的潮流所冲击,在这个体系中经济繁荣和政治成功已经与社会稳定和环境健康脱节。
面对这样的系统性失败,我们没必要为某些成功的绿色企业和投资者将自身投资组合去碳化的事例而感到欢欣鼓舞。如果没有政府介入要求所有企业对环境负责,就会出现一些企业运营绿色业务而其他企业运营不可持续业务的问题,可见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企业和政府之间开展有意识的合作。
所幸我们已经知道需要做些甚么来实现必要的集体动员以终结当前的气候败局。领导人们应遵循已故诺贝尔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用以有效管理公域的核心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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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个共同的身份和目的是至关重要的。限制全球变暖天然就是一个全球性目标,因为在任何地方排放的温室气体都必定会影响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围绕这一目标的共同认同感。但是此次缔约方大会谈判的架构却将各国之间的利益对立了起来,而不是构建一个全人类为保护我们的星球而共同奋斗的意识。
第二项关键原则是确保气候行动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方式能让所有各方都得到更好的发展。大多数专家都认定有效的去碳化需要一个与巴黎协定目标相匹配的全球碳价,因为一吨二氧化碳无论在何处排放都会对环境造成同样的破坏,所以从理论上讲对每个人订立相同碳价的做法是合理的。这将防止「碳泄漏」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减排会导致另一个碳价较低的国家增排。这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但实施一个全球统一碳价——比如通过碳税或排放权交易——在社会意义上可能是不可持续的。穷人和中产阶级可能会发现自己难以承受碳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较高价格,而由此导致的碳密集型行业岗位减少可能会使工人失去工作,社区流失经济基础。然而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的设计却并不是为了创造实现高效气候行动的社会前提条件。
第三,成功的气候行动需要一个公平和包容性的决策过程,好让所有各方都参与到影响他们的决策之中。许多人声称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的谈判将那些受即将降临的气候灾难影响最大者挡在了门外——而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通常是较年长、白人、男性和享有特权者)则是力图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
这种做法剥夺了那些受全球变暖影响最大者(通常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边缘群体的青年人)的权力。但他们往往拥有洞察力和在地知识,且最重要的是有面临气候变化最直接后果的紧迫感。
而其他一些原则则是有效解决全球变暖的关键。我们需要逐年对行动成果进行明确的衡量和汇报以监测商定行动的完成进度,还需要对有益的行动实施分级奖励,对无益的行动予以分级制裁。
此外气候行动需要建立一个由可信赖且公正的调解人主持的快速和公平冲突解决机制。同时应该在所有相关国际论坛和组织中承认在超国家层面通过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 principle)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力。
最后,我们需要多中心的治理,让国际、国家、区域和地方管理机构共同互动去一致地缔结和执行协议。
但第二十六届缔约方大会在满足这些要求方面几乎毫无建树。各国政府既未就如何衡量温室气体排放达成协议,又没有建立国际公认的汇报机制,对各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表现也没有任何奖励或制裁——因为第二十六届缔约方大会的建议并无法律约束力。全世界也不存在针对气候行动的迅速公正冲突解决机制。虽然各国的主权都得到承认,但缺乏一个多中心的治理系统,意味着从国际到地方的气候政策仍然被忽视、不一致、且不连贯。
当然,满足这些要求本身就极为困难且无法一蹴而就。但是我们的下一代有权去期望我们能努力去为成功的气候行动创造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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